校庆110周年

校友风采

邹 鲁
作者:陈贤武 点击数:发布时间:2013-10-16

邹鲁(18851954),原名澄生,字海滨,号澄庐主人,15岁时,因自感天资鲁钝、学业进步迟缓而希望有所警惕,改名为邹鲁,广东大埔人。

邹鲁在其著作《回顾录》头一句话就说:“我的家世,简单说来,是个为民族而坚苦奋斗的。这于我影响很大。”受此家风感染,虽家贫,自小养成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气节,年纪轻轻就作诗:“自有非常奇骨格,愈经霜雪愈精神。”塾师感其气魄,对他大为赞赏。1903(光绪二十九年)冬天,入韩山书院求学。因为他觉得书院“有几个好处:可以广交潮梅读书人士;朋友书籍较多,可以借读;并且考得好时,还有津贴。可是我进韩山书院后,因为离家较远,一时也得不到津贴,经济上发生无限的困难,常常一天三餐,只有咸蛋一个,或豆腐一块来下饭。不过记起我父亲从前所过的橄榄餐和春杵鲁的生舌,便处之泰然了。韩愈曰: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不啻是我那时生活的写真。”(《回顾录》)至翌年夏天,大埔县创办新式学堂,始转学。1906年赴广州入法政学堂。并在广州创办潮嘉师范学堂。

在生命中的一大半时间里,他以革命为职业,历“反清”、“反袁”、“反蒋”、“反日”,迭经风霜洗礼。辛亥革命、反袁、反复辟、护法运动……他一直是孙中山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1919年,黎元洪解散“非常国会”,引起各界的愤怒。邹鲁决定北上抗争,有人劝他不要去,邹鲁摔下一句话,“民国是我参加革命创造的,国会是我行使职权的机关,我去了,谁敢哼我一哼!”正因为邹鲁的革命风骨,孙中山对其信任有加。他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演讲的读校人,也亲眼见证了伟人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谆谆遗嘱。

他是革命家,也是教育家。1924年,南国涌动着革命的风云,孙中山正积极筹划北伐。为了给革命培养人才,国民党决定成立“一文一武”两所学校,武是蒋介石任校长的黄埔军校,文则是邹鲁执掌的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之前身)。两次执掌中大达9年之久。

“除了没有叫人爸爸和向人叩头外,可说一切都做到!”作为中山大学创校校长,邹鲁创建石牌校区之艰辛用力,由此可见一斑。他曾在中大纪念石牌校区落成庆祝典礼上赋诗以寄心声:“蓝缕筚路启山林,寸寸山林尽化金。树木树人兼树谷,规模远托百年心。”现今,中山大学延祚80余年,巍然成岭南最高学府。

他是一个卓越的大学校长。新校址超过一万亩,都为荆棘满地的荒野,要将其变成堂皇瑰伟的大学,难度可想而知,而当时政局不稳,国家所拨经费非常有限,又正值世界经济危机,国内经济更是不振,几乎没有人相信邹鲁能够办成这件事。然而邹鲁下定了完成孙中山先生遗志的决心。制订了一个六年建设计划,从1933年开始至1939年完成,但由于193810月日军占领广州,工程被迫停止,尽管这样,一所国内规模最大的大学区(一说世界最大)已经巍然矗立在广州东郊,为国人和多国大使所称奇。

当时的中山大学究竟建得怎么样,我们可以到石牌旧址(今华南理工大学和华南农业大学校址)怀缅体验。校园内公路百余里,植物四百五十万株,教室、礼堂、宿舍、球场齐全,重要建筑皆用古宫殿式。凡文、法、理、工、农、医、师范七学院,以及各院所应有的学系,几无不具备,图书在国内首屈一指,外文图书尤为齐备,医学院显微镜200架、生物系动物标本6万余件、植物标本20万余件,天文台、附属医院、园林温室、林场、实验室俱齐备,甚至连电灯厂、自来水厂、乳牛场都一应俱全。

“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有这些硬件尚不能称为好的大学。邹鲁另一个壮举就是聘请好教授,并且给予充分的学术自由,实行“教授治校”。当时教授云集,文科有傅斯年、顾颉刚、江绍原、俞平伯、赵元任、商承祚等;理科的陈焕镛、梁伯强、丁颖、朱洗、斯行健、乐森、孙云铸、杨遵仪等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这些人大部分有着留洋的背景,日后也成为各个学科的奠基者之一。

另外,他非常重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1932年重掌中大后,他马上把广东通志馆接收过来,重编省志,在中大西迁前已经编撰完毕,此外,中大又接收两广地质调查所,1935年,广西全省地质调查完毕,第二年,广东也调查完毕。中大农学所的土壤研究所把当时广东各县的土壤情况都调查清楚写成报告,而稻作研究所则研究出可增加产量30%的水稻品种,广东农人争种“中山白”。

1936年,由于办学成就卓越,他被邀请出席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举行的世界大学会议暨海德堡大学建校550年纪念会,出席该会有36国代表,被推选第一位作报告,并被授予海德堡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49年,随蒋介石政权迁台。19542 13日,逝世于台北寓所。

就任国立广东大学朝校校长之时,邹鲁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份事业将远远超过其在政治上的种种努力,成为百世流芳的伟业。 (摘自:《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21 33 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