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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芃子教授口述历史——回忆父亲饶华先生
作者: 点击数:发布时间:2013-05-08

饶芃子教授口述历史

——回忆父亲饶华先生

(本文经饶芃子教授修订)

访谈时间:2010621

访谈地点:潮州迎宾馆

受访者:饶芃子教授

访谈者:陈俊华

我父亲饶华(原名饶东)20世纪30年代初毕业于韩山师范学校。1938年,我3岁时他就离家参加革命。自那以后,由于历史、家庭和其他各种复杂的因素,到1978年我们父女才在昆明重逢,那已经是40年后的事。此前,我对父亲的了解并不多,但1978年以后,我们曾多次见面,每次见面,他都给我讲述自己的许多往事,还有他过去的助手、战友关于他的回忆,使我对他奇屈的革命人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我父亲与宗颐叔叔同年(生于19172月)。他自幼聪明好学,追求上进,但由于家中兄弟姐妹多,靠祖父一个人教书养家,负担太重,所以在韩山师范毕业后,就到潮安县第四小学教书。当时的“县四”,是潮安第一所女子初级小学,只有一年级到四年级,校长就是我母亲戴若萱。我父亲在“县四”教书时认识我母亲,两人从相悦到相恋,到了谈婚论嫁时,双方家长都反对。饶家是因为母亲的年龄比父亲大,而戴家则认为我父亲不是大学生,学历太浅。但我父母亲在“五四”精神影响下,不顾双方家长的反对,委托我姨丈在《大光报》上发表两人共同署名的婚姻自主“声明”,登报敬告诸亲友,然后就到苏州、杭州旅行结婚。整个过程就像小说中的情节一样。

婚后,父亲在母亲的支持下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读书。那时,暨南大学在上海,是著名的华侨大学,侨生多,学生的爱国热情很高,是地下党的一个重要的宣传阵地。我父亲在那里接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后经我舅父戴平万(作家、共产党员,时为左翼作家联盟领导成员之一)介绍,参加上海左翼文艺活动。1935年春,他遵照舅父的安排,和青年木刻家张望一起回潮安发动、组织左翼文艺运动。回潮安以后,父亲在《大光报》担任编辑,他们利用报纸副刊的阵地,开展各种左翼文艺活动,如出版《生活木刻》、发起创立“奴隶剧社”(后改为潮安话剧社)等,宣传抗日救亡,团结了一批青年文艺工作者,扩大了左翼文艺在社会的影响。1936年底,父亲在韩山师范的同学、当时潮安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钟骞,来找他,动员他和张望到汕头,参加“汕头文艺座谈会”,父亲在会上被选为理事,参与理事会的会务。后该会发展成为一个抗日的革命群众组织,领导人是地下党员陈光和王亚夫。“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文艺座谈会”联合其他抗日群众组织,成立了统一的“汕头青年抗日同志会”,即潮汕历史上为人所知的“青抗会”。“青抗会”还成立了随军工作委员会,父亲被推选为主任委员。1938年秋,父亲带领“青抗会”战地服务团随军出发抗日,准备去参加大广州保卫战,但还未到达,广州已沦陷,他们就在广州外围的北江前线,开展游击战争。父亲就在此时由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介绍入了党。之后,父亲在北江、广州和粤西北一带参加游击战争和做党的地下工作。历任广东北江地下党“北挺”特派员,中共广州沦陷区工委委员、宣传部长,广东北江“特委”宣传部负责人,中共粤西北工委常委和宣传部长,中共广州市委委员、宣传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父亲受南方局派遣到越南河内,一方面协助南方党驻越联络员周楠与越共中央做联络工作,另一方面担任越北侨工委委员、广东区党委留越干部训练班教育长。1947年奉命回国,参加开拓桂滇边区,先后担任滇桂黔边区工委委员、宣传部长,边区公学校长,滇东南地委书记,滇桂黔边纵四支队政委等职。在解放战争时期,那里有许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1949年,在解放大军入滇时,因为云南是个多少数民族地区,而且山高丛林多,要保证大军顺利通过,减少阻力,父亲被党派去和各少数民族的开明人士和上层人物沟通,给他们讲形势,交待党的政策,他们听了,纷纷表示拥护共产党,保证配合完成解放军进入云南。解放后,我父亲出任蒙自驻军军事代表、办事处主任,在云南省文山任地委书记,西南革命大学云南分校教育长兼任云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1958年,在反右运动中,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还打成反党集团干将,发配到个旧锡矿劳动。“文革”期间,又遭受各种迫害,先后在矿山劳动二十年。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给他平反。19784月,经中纪委批准的中共云南省委,为父亲作了公正的结论:“不是集团,也没有反党,纯属一桩冤案。”1980年,他先后被任命为云南省出版局副局长、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任云南省地方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云南省语言学会、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名誉会长、云南省地方志协会会长,还被选为云南省四、五届政协常委。终因积劳成疾,父亲于1986610日在云南去世。我接到云南省委组织部给我拍来的电报,急急奔丧。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我看到许多人从云南各地区赶来为他送行,有蒙自的、文山的、边区的,当中有不少是从他工作过、劳动过的地市和矿山特地赶来同他遗体告别的。悼念他的花圈,从作为灵堂的大厅摆到马路两旁,真是十里长街!因为来的人很多,云南省公安局不得不出动了大批警力来维持秩序,那时候我真正认识到父亲作为一个革命家的价值。回来后,我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告别父亲》,发表于《南方日报》。

云南社科院2002年出版了《饶华诗文选集》。其中那些文章多是政治性的报告,因为在受迫害之前他是当领导的。我认为比较珍贵是“文集”后半部收录的他的诗词,当中有一些是关于潮州的艺术记忆。他的诗和词都写得很好,尤其是词和律诗。在韩师读书的时候,他就很喜欢写诗填词,在暨南大学中文系念书时,又得到名家龙榆生先生的指导,是龙先生的得意门生。记得1963年我生日的时候(元宵节),他还填了两首《鹊踏枝》词寄给我:

元夜拟长女寄

帘外呢喃归燕语,报说天涯,遍袅垂杨缕。休向春光频延伫,芳菲自古添离绪。

几换年华多少路,总不相逢,梦也浑无据。怎遣今宵伤别苦?柳稍月色又如许!

元夜答长女寄

几啭啼莺天破曙,梳洗流光,一阵催花雨。好个元宵佳节序,何当扶携寻春去?

往事和谁堪更数,岭北滇南,恁把归程误!且引清樽权独注,栏东醉咏红梅树。

这两首词是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时写的,都充满孤悽忆远之情,隐含无数难以言说的感慨。他的律诗曾得到过我外祖父的赞扬。1978年我们重逢时,他曾得意地跟我说:“你外祖父都表扬我,你看我多厉害!”他是很崇拜我外祖父的。我入党的时候曾写信给我父亲说要向党交心,觉得自己曾向往过“一橱书、一炷香、一杯茶”的小资产阶级生活。我父亲回信说:“这没错啊,这不用检讨。”其实那时也正是我父亲遭遇挫折的时候,而我并不知情。我父亲还在信中说:“你是跟着外祖父母长大的,你受的是外祖父的影响,外祖父是很洁净的,没有什么好检讨的。”他是用“洁净”两个字来形容我外祖父。

2006年,也就是我父亲逝世20周年时,云南省委组织部和老干局举行了悼念活动,纪念他对云南所做的贡献。当时他们还把我接去,并派人陪我去父亲曾经战斗过、劳动过、工作过的地方,那些老部下提到他时都很动容。从他们表现出来那种敬爱、怀念的感情中,我再次体会到父亲在云南人民心中的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