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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芃子教授口述历史——回忆外祖父戴仙俦先生
作者: 点击数:发布时间:2013-05-08

饶芃子教授口述历史

——回忆外祖父戴仙俦先生

(本文经饶芃子教授修订)

访谈时间:2010621

访谈地点:潮州迎宾馆

受访者:饶芃子教授

访谈者:陈俊华

我外祖父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韩山师范的教师。外祖父原名戴仙俦,字祺孙,教书时用的名字是戴贞素。他能诗、能词,善书法,是当时潮汕一带知名的文人和书法家。尤其是他的书法,在潮汕地区已经形成了“贞素”一派,蔚然成风,学他书法的人多不胜数。当时的郑义成、郑义华等有名的商铺、公司,都请他题招牌。记得我小的时候,正月我们小孩子跟着外祖父外出,走过大街,许多店铺的人都出门来给他作揖拜年。我当时就觉得外祖父真了不起,感到有这样的祖辈很自豪。他的墨宝至今有的还保留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潮人的商铺里。我1988年到新加坡,90年代初到泰国和马来西亚,还看到过外祖父的墨宝。我在潮安一中念初中时曾在潮州西湖的石头上看到过外祖父写的大字,可惜大学毕业后再去就找不到了。

外祖父儿时就有“神童”之称,他非常聪明并能潜心学习,在十七虚岁的时候就中了秀才。当时的主考官是晚清著名大学者朱祖谋,对他十分称赏,还亲笔书赠一对联奖励他,那对联一直挂在外祖父双柑书屋的大厅里,全家人都视为珍品。

外祖父小时读私塾,虽是科举出身,青年时期却深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很支持新式教育和新文学。他认为私塾不足以完善一个人的人格。他经常跟我们讲,说自己是从“旧垒”中来,深知老式教育的弊端,所以要支持新学。他给上海朋友写的信中也说:“我从故垒中来,所以我更向往新的学制改革。”他在这方面上很开明,不保守。他也是一个有雅趣的人,有一种知性和情性兼顾的高贵气质,所以潮汕地区认识他的知识分子和文人对他都非常崇敬。

我听姨妈讲,在辛亥革命之前,外祖父听说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引入日本的新学制,就十分向往,很渴望能到京师大学堂去学习。(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即该校在1898年到1912年间所使用的名称)。当时家里的经济比较好,就支持他去京师大学堂学习。蔡元培1912年当该校教育总长,1914年任北京大学校长。这段时间正是外祖父在北京求学的时候。他去报到的时候还是京师大学堂,离开时是北京大学。辛亥革命后政局很混乱,我太婆(外祖父的母亲)怕他在外有危险,就发了电报,谎称自己病危让他回潮州。他辍学回家应该是1915年,当时城南小学是潮州第一间县立新式学堂,就聘他去教书。有人问他读了大学怎么去教小学?他说这是为了支持新学制。后来他也在韩师和、金中和县中(即后来的潮安一中)教书。那时的老师不像我们现在,只在一个学校任教,可以在几间学校兼职。听我大表姐说,外祖父在韩师教书,一直教到抗战时期,1939年端午节以后就没在韩师任教了。

我三岁时我父亲就参加革命,我舅舅戴平万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参加共产党。他们都长期在外,不能回家。外祖父是把内孙外孙一起养育,我从小就跟着外祖父母生活,我和弟弟是戴家把我们养大的,所以戴家的事情我知道得比饶家的还多。外祖父在家时常教我们念诗,还给我们讲故事,有时也考我们的诗词和教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我的文学兴趣都跟他老人家的教育、影响关系很大。外祖父的老家在潮安县归湖乡溪口村,那里有戴家的一间祖屋叫“敦本堂”。“敦本堂”很大,有上房、下房、厢房,上厅、下厅等。抗战时期潮州城沦陷,外祖父母带着我们回老家避难,就住在“敦本堂”,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那时为避战乱,潮安县一中也从潮州城迁至归湖不太远的虎廊村,于是外祖父就在县中任教。抗战时期的县中校歌歌词就是外祖父写的: “轰、轰、轰,看拔剑横空,铁马秋风。……愿努力齐奋勇,还我河山胆气雄。还我河山胆气雄。湖山碧,湖水溶,愿努力齐奋勇,重临胜地,发扬我县中!”

外祖父身为清末秀才,却崇尚新学、新思想,据我姨妈讲,他很早就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他为自己三个儿女取的小名,儿子(革命家戴平万)原名叫戴岳,书名平万,后来又为他取了个在家里叫的小名叫”(平均),大女儿戴若荀的小名叫”(民主),小女儿戴若萱的小名叫”(权利)。可见他当时的思想是跟着时代的潮流前进的。

外祖父一生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外祖父常说,自己适逢多变的时代,一个文人能做多少事?只能在学校里教好书。我给他算了一下:他十二岁的时候甲午之战,十六岁的时候戊戌政变,十八岁的时候八国联军,二十八岁的时候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北伐战争、国共合作破裂……。正如他自己所说,既然做不了多少事,只能洁身自好,所以他常叮嘱我们首先是要洁身自好,要能守住自己。他作为一个很情性的文人,难以涉足这么复杂的政治,但又不愿意对社会一事无成,无所关心。所以他多次说:“教育治世、教育救国,我们文化人做不了什么大事,如果能守住自己,能够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对世人有好处,对国家有好处,就算尽责了。”

被外祖父教过的学生,一提起他,无不敬佩。在抗战的时候,他在课堂上讲陆游的诗,讲秋瑾的事迹,都很有激情。有学生回忆说,有一次他讲到陆游的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时,满怀激情,竟把身上的皮袍脱下来擦黑板。

他虽然不参加任何党派,但唯一的儿子戴平万上世纪20年代中期在中山大学学习时,就参加了共产党,国共合作时回潮州,曾在大街上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并没有强烈反对。1927年,国民党对共产党开始大屠杀以后舅舅就不能回家,从此他们父子就没有见过面。在这方面,他内心不无伤感!1945年春天,舅舅不幸在苏北根据地去世。噩耗传来,外祖父强忍悲痛,面对国破子离的现实,写了两首很忧伤的词。

《十六字令》

愁,朝雨声声意未休,思往事,无复梦温柔。

歌,断续声中意若何,情凄切,楼上泣娇娥。

《采桑子》

中元回首伤心地,花似依然,鸟似依然,过眼风云五十年。

节中听雨如秋夜,愁也无边,恨也无边,日暮情知更可怜。

解放前夕,韩师、县中、金中都有上山打游击的学生,偶尔回城被国民党警察追捕,有的会跑来外祖父家逃避,外祖父就把来逃避的学生藏在“双柑书屋”的后厅。就我所知,这样的事情有过好几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外祖母很害怕,但是外祖父却很镇静。平时,有的学生家境不好,他会在经济上给予资助。在我心里,外祖父是一个忠于教育事业而且爱护学生的人。

外祖父对新学的支持还表现在对新文学的态度上。上世纪二十年代,外祖父还在韩师和金中教书的时候,潮汕新文学社团“火焰社”在汕头成立。我舅舅和洪灵菲当时在中山大学读书,他们都很支持这个社团。“火焰社”在《大岭东报》上办了一个《火焰周刊》,发表新文学作品。刊头就是外祖父的书法题字。他后来还以“贝丝”的笔名(“贞”字下面是个“贝”字,“素”字下面是个“丝”字),写新诗和散文在该周刊上发表。《火焰周刊》1923年到1926年共出了一百多期,一周一期。

外祖父还给我们讲过这其中的有趣故事。他说:“读者见到我写的文字情调清新、幽婉细腻,还以为这是其他地方的女作家作品,因为潮汕没有一个叫'贝丝'的女作家。有的还写求爱信到《火焰周刊》转给我,都不知我是个有胡须的人!”母亲与姨妈也曾调侃他,称他为“贝丝女士”、“贝丝小姐”,他很得意。他一直都是这样幽默,跟我们在一起也很快乐。但是到了晚年,因为舅舅早逝的事,他内心其实是很伤感的。

外祖父在三十岁前后将自己写下的四百九十首诗词集结成《听鹃楼诗草》,自己用毛笔书写,准备影印出版。上面有潮汕名人作的序言,还有饶鄂和詹安泰的题词。这本书稿家里一直珍藏着,但文化大革命时被抄家的人抄去了。现在留下来的《听鹃楼诗草》,是他早期的学生抄录的。

戴家养我这么大,培养了我的情性和文学旨趣。为报答戴家的养育之恩,上世纪80年代初,我立下了两个志愿:第一个是我要尽力寻找到外祖父的《听鹃楼诗草》抄本;第二,我要把舅舅戴平万被遗忘和埋没的文学成就以及分散在各个刊物的作品、文章收集整理出版。

为了实地调查、收集我舅舅的资料和作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利用暑假期间到上海,住在一个同事亲戚家的小阁楼上,每天一早就去上海徐家汇图书馆查阅左联时期的杂志目录,那时既没有复印机也没有照相机,所有资料都是一个字一个字抄录的。而能找到外祖父的《听鹃楼诗草》则是有些运气。我舅妈去世之前曾跟我说过外祖父有两个学生抄录了外祖父的这本诗集,一个在上海办纸厂,一个在潮州。潮州那个我没找到,只找到在上海的那个学生,他也是一位老人了。外祖父想必曾在最紧要的时候帮助过他,所以他视这诗集为重要纪念品。因为他的成分是资本家,文革时家里被抄。他把这本诗集和他家重要的东西一起藏在屋樑上,所以得以保存下来。我找到上海这家人之后,老人家知道我是外祖父的外孙女,就把这本诗稿给了我。宗颐先生听说我找到了外祖父的《听鹃楼诗草》,十分高兴,叫我拿去给他看,可他看了之后挺失望的,因为发现这并非我外祖父的手迹,他认为如果是的话就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本诗集,后来由外祖父在泰国从商的学生郭国英先生资助出版了。

我外祖父的一生都献身于教育,直到他去世的那年还在潮安一中教书,是一个洁白无瑕的老知识分子。1987年,我当暨大中文系系主任的时候到香港进行学术交流。潮州同乡会的人从《文汇报》上看到有关我的介绍,他们有印象好像我是戴家的儿孙辈,在潮州同乡会宴请我。在场的都是潮州在港的大商家,共四桌。庄静庵先生主持,先让我介绍出身门户:祖父是谁?外祖父是谁?父母亲是谁?结果参加宴会的人就有不少是外祖父不同时期的学生,有城南的、韩师的、金中的、县中的,还有一些则是我父亲母亲的同学。大家都很热情。这也说明在外同乡也非常崇敬我的外祖父。

外祖父于1951年去世。去世的时候他任教的潮安一中组织学生乐队到码头奏哀乐送别他的灵柩。而韩山师范和金山中学的老学生都穿白衣白裤、白衣黑裤、白衣黑裙,自己加入送丧的队伍,走在一中学生的后面为外祖父送行。一中还租了一木船把他的灵柩送到归湖,长长的送丧队伍在大街上慢慢前行,这在解放初期是很少见的。

他过去的学生郭国英是泰国华侨子弟,抗战的时候番批断了,就住在外祖父家。他每年清明节都从泰国回潮,召集以前被外祖父教过的老同学一起到归湖陈厝陵外祖父的墓地扫墓。有的老学生年纪大,爬不了山,就在山下烧香跪拜。可见我外祖父多么受到学生的爱戴。

外祖父为儿女起的名字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从《大岭东报》的《火焰周刊》题字可以看到他对新学的支持,在城南、韩师、金中、一中的教学可以看到他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以上,是我所了解和知道的外祖父戴仙俦先生。